学者揭秘故宫文物南迁往事：国宝的迁徙之路

　　在学术专著《故宫掌门人1925—1949》中，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章宏伟以李煜瀛、马衡等七位“掌门人”为线索，串联起故宫的变迁史，展现大时代背景下个人的抉择与担当。

　　书中，同样也讲到了故宫文物南迁的故事。他对中新网记者表示，彼时，故宫博物院文物分5批向南迁徙，总计13427箱又64包。此后，文物又经历了一次“西迁”。

　　“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蓄意制造并发动侵华战争。有识之士认识到日本的侵华野心，中日之间全面战争不可避免。”章宏伟说。

　　“当时很多人都意识到了文物外迁的重要性。”他介绍，故宫保存的档案中第一个建议故宫文物外迁的是湖南石门多奇云1932年8月的来信，多奇云就是个普通人。

　　1933年2月7日，第一列装满文物的列车从北京启程。章宏伟介绍，当时的押运负责人是院秘书吴瀛。

　　他说，不过，由于当时对迁出的文物存放于何处存在不同意见，因而第一辆装载着文物的火车，就那么在南京火车站岔道的铁轨上停了一个多月，才决定运到上海的租界保存。

　　南迁的故宫博物院文物总计13427箱又64包。此外，古物陈列所文物5414箱、颐和园文物640箱又8包8件以及国子监石鼓11箱也南迁上海保存。

　　“1936年，位于南京的文物保存库建成，那些文物又全部被运到这个库房里保存。”章宏伟介绍，这就是当时故宫文物向南迁徙的一个基本脉络。

　　迁徙到南京保存的那些文物，并没有过几天安稳日子。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后，日军大举进攻上海，南京情势日趋危急。

　　《故宫掌门人1925—1949》里提到，彼时刚刚转迁到南京库房的文物，又分三路向后方疏散。这些国宝不得不再次奔波，开始长达10年的漂泊。

　　“这就是后来我们说的故宫文物西迁，当时马衡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，是这次文物西迁工作的主要负责人。”他说。

　　其中，1937年11月19日，中路文物由水路起运，开始运往汉口。又从汉口渐渐上移，运到了宜昌，然后又用小船转运到重庆。由于文物数量大，直到1938年5月才全部运抵重庆。

　　章宏伟介绍，马衡随中路文物同行，每批文物的存放地都要亲自考察。后来，为了妥善存放文物，最后在距乐山城区20里的安谷乡，择定“一寺六祠”为存储仓库。

　　他在新书中写道，为使工作有所遵循，故宫博物院于1939年岁暮公布各项章则，如本院附属办事处办事细则等，又于1940年4月制定南迁文物点收清册记载订误暂行办法。严格的制度，细致的管理，确保了文物管理未出差错。

　　“在文物迁徙过程中，不光是地方政府和军队，老百姓也予以全力支持和配合。”他举了一个例子：中路文物从重庆迁出，当地人把祠堂贡献出来，作为存放文物的地点。

　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线月首批故宫文物出京，至1958年9月大部分南迁文物北返，这些“国宝”在众人的守护下避开炮火烽烟，完成历时二十余载、行程数万里的迁徙之路。

　　在《故宫掌门人1925—1949》中，章宏伟对这段历史有着比较清晰的介绍。这本书的创作历时近二十年，至于初衷，则要从他刚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时说起。